這是《師說》讀后感總結，是優秀的教學案例文章，供老師家長們參考學習。

　　從《師說》看韓愈的師道觀

　　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被蘇軾稱為“文起八代之衰”，被明朝人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師說》中以其豐富的學識、卓越的膽識提出了駭世驚俗的師道觀。

　　首先，韓愈對老師的作用有自己獨特的認識。他突破了一般人對教師作用認識的局限，從“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的“受業”，擴大到“傳道”“解惑”，明確提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來，既能做經師，又能做人師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師。他將“傳道”放在“受業”“解惑”前面說，表明他把教學生做人比做學問看得更為重要。韓愈心目中的老師不是一般官學老師，也不是學業啟蒙老師，而是學有所成的人。他在“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道受業解惑者也”中，明顯流露出了對淺薄之師的鄙夷與嘲諷。

　　其次，韓愈提出的擇師標準體現了一種樸素的民主平等意識。針對上層“士大夫之族”的門第觀念，他明確主張“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種全新的師道觀是一種石破天驚的新觀念，開拓了為師者的廣闊領域。“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現出鮮明的態度、堅定的信念。從師即是學道，惟“道”是問，凡是聞道者無論貴賤長幼都可為師。這種能者為師的擇師標準表現出一種謙遜的學風、不恥下問的胸襟。韓愈“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的感慨是沉痛的。因為遠遠超過一般人的古之圣人“猶且從師而問”，而遠遠低于圣人的普通人卻“恥學于師”，也因此才有“圣益圣，愚益愚”的不幸結局。

　　再次，韓愈提出了轉益多師、教學相長的新型師生觀。他認為“圣人無常師”，即有學問的圣人從來沒有固定的老師，甚至可以向根本比不上自己的人學習。他舉例說“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韓愈從“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的客觀事實出發，推論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的嶄新觀點，這種轉益多師、教學相長的師生觀閃耀著樸素的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光輝。

　　最后，韓愈提倡敢為人師的反時俗精神，鼓勵青年從師勤學。在“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的社會背景下，學生李蟠好古文，不拘于時，“能行古道”，韓愈嘉許之。他收李蟠這樣“好古文”的學生，表現出敢為人師的反時俗的勇敢精神。韓愈對當時士大夫中流行的“恥學于師”的現象深惡痛絕，對一般淺薄的士大夫之族“群聚而笑”的丑態予以辛辣的調侃。他主張做大學問，鼓勵青年從師勤學，深入研究。“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中流露出了對淺嘗輒止、不深入研究的人的蔑視。他認為學業的精進在于勤勉。“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韓愈強調一個人要著力于“業精”、“行成”，即在學業上做到“精”，在品德上要做到“成”。

　　當然，由于時代與階級的局限性，韓愈《師說》中所表現的師道觀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辦教育的目的是復興儒學、排斥佛老和推行文學革新運動，因此他所強調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強調的教學內容是“所讀皆圣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于其心”，“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視，非圣人之旨不敢存”，“口不絕吟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他的教學方式明顯地帶有枯燥說教和硬性灌輸的特點，不利于學生的創新思維與個性的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