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06-28
這是《滕文公上》課題解讀,是優秀的教學案例文章,供老師家長們參考學習。
孟子在《梁惠王》篇推舉仁政,就指出所謂仁政有兩個落腳點:一為經濟,二為人倫。第三篇到了《滕文公》,第二章再一次把它提出來,所以本篇重點就是講治國與經濟的原理。
縱觀孟子一生,只有這個滕文公愿意信從孟子仁政之說,因此這一篇提供了一個闡述如何操作實行仁政的窗口。雖然如此,也只是短暫的實驗。一者滕文公所信未篤;二者本人只在位七年就去世了;三者國小勢弱,身后不久就被宋國所滅。
朱子的解說,對理解首章很有啟發:
“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一切為他啟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略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于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漏逗了。當時啟迪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記,不得一觀!”《朱子語類。卷55 孟子五》
首章末句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初聽上去,好像與上面的話不相關聯,其實正是指出本篇所說的性善義理,滕文公雖一時難以理解,但只要篤信實行、反身而誠,都可以印證其效不虛。
這一章是本篇的引文。
一.開篇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這是全篇之眼。
這也是全書第一次出現“道性善”這個說法。
“道性善”,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是孟子之學的最重要的心得,貫穿孟子全部思想。所以朱子說“七篇之中無非此理。”我們在前面兩篇中,就看到貫穿于仁政的根本核心,即 “先王不忍人之心”,其實已經可以體會到這一點。
在后面的《告子篇》,孟子通過論辯,對“性善”義理做了更詳盡的闡述。
本篇著重治國和經濟,卻以“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作為全篇之眼。要理解本篇的脈絡,就必須搞清楚“道性善”與“稱堯舜”是什么關系。二者是并列的呢,還是有著特定的邏輯關系?
古今很多人(很多大人物大學者)都錯讀了。
趙岐注云:“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 既然“又言”,這是明顯把性善和言堯舜并列起來講。后來的學者,大多也跟著這樣讀。
其結果,錯過孟子也遠矣!
趙岐《孟子題辭》對孟子有這樣的描述: “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褒其德而貶其事,這一句“迂闊于事”,就成為了兩千年的定論。
這就是把性善和言堯舜分開來看待的結果。
現代的理解,更把孟子分割為所謂政治思想、人性論、仁政學說等幾塊。然后批評說,孟子是個只關注理想而不顧現實的、代表落后生產力和舊勢力的人物。
例如:“他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在抬高他所理想的仁政的地位。孟子的仁政論及為其所制造的歷史根據,正如荀子所說是‘按往舊造說’而他使用的方法也是牽強的比附。”(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三卷。第二節孟子》)
這樣的學術,雖然學問之大可以考據每一個字,卻不能理解孟子其人。朱子評趙岐注《孟子》:“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說夢相似”,也可推而論今之學者。
如果我們認真地用身心去體貼,反復品味(特別是出聲讀的話),就不難發現“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這一句,其實非常清楚從語句上二者不是并列關系。
道性善而稱堯舜,那么稱堯舜正是道性善的方式和實例,而道性善正是稱堯舜的內容啊。
用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比喻:說洋快餐,則言必稱麥當勞。
為什么呢?稱堯舜,正所以道性善也。道性善,乃有所以見堯舜也。
孟子于何處見堯舜來?
堯舜至于文王,三代圣人遞相傳承循天道而行、為民父母的仁政傳統,推動長久的持續的社稷福祉,表現出一種無私愛人的偉大的情懷。(六七章詳述之)
孔子傳承至于孟子,以自己的經驗又證明之。所以他說人人具備那個本質(性)、都可以反省而自我發現、可以追求大道、實證仁心、學習而達到與圣人不二與天道合一的境界。
這個可以啟發智慧、教化上達的本質(不是被約束被改造),叫做性善。
孟子自道“盡心知性知天”,與堯舜文王的三代圣人、與孔子心心相印,見古人之所見,思古人之所想,方才能夠有這個“道性善、稱堯舜”的講說方式。
而“性善”,就是孟子所要取法的要害。
宋儒推崇孟子,說他講“性善”是道前人所未道,是個創新。其實,“性善”是孟子那個時代的創新語言,但是“性善”所蘊涵的義理,自堯舜乃至文王、孔子,未曾改變。孟子只是用時代的語言,講出千古不易的真理。
孟子講論的特點是不拘泥套用古代的形式,而體貼古人的心法。所以他說:“堯舜性之。” 《盡心上》“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離婁上》
弟子子路曾經問孔子:“像堯舜那樣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夠格做仁人吧?”孔子回答說:“你講的只能說是圣人的事功。仁者不是從濟眾開始,而是從自省功夫開始的。所以仁者(以堯舜為例),懂得‘成就自己源于成就他人,把自己的事功寓于他人的成功。’”(1)
由上可見,孟子“道性善、稱堯舜的”根本,是使得國君通過學習三代的政治而實現堯舜那樣的人格境界,天道好還,社稷的長久福祉也就水到渠成了。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
二.前篇《公孫丑》講了“性善”根植于人心的原理,而在本篇中,是通過以下的治國和經濟論題表現出來的。
第三章滕文公問為國之道,孟子講:“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并闡述了以井田為基礎的賦稅制度,和在此基礎之上的人倫教化制度。第四章進一步闡述井田制的原理。
這個就是孟子自己舉出來的“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的具體例子。
經濟民生,孟子論為王道之始,是建立人和而無敵于天下的基礎。
周代的井田制度究竟如何,其細節到孟子時代已經模糊不清。宋儒清儒都做過深入的考據,但今天由于史料的缺乏還不一定能完全展現出來。
我們根據孟子本篇中所說的原理,可以得到井田制的一些基本特點。
井田制,是由國君集中分配國有土地。由周圍八家專事農耕的野人,負責耕種中間的一份公田,用來供養世祿的君子。這九戶的人家, 鄉田同井,守望相助,有一種比較穩定的鄉鄰關系。當其盛時,小農可以自給自足,國君則通過“什一而徹”的有節制的方式獲得歲入。可以想見,一種溫情脈脈的村社圖景。
“開阡陌”,則是打破井田的格局,鼓勵土地私有和兼并,推動經濟規模。一些人擁有更多土地,另一些人則被迫離開土地。國君通過征稅、私人經由土地買賣,來實現一家一姓的利益最大化。而人與人之間,也呈現出赤裸裸的金錢關系。
“變法”在當時雖有增強國力的一時之效,但也引發了農民在賦役和兼并的壓力下失去土地、貧困破產、依附豪門而社會不穩的弊端。孟子批評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孟子提出的對策,是比照周天子的井田制度,使賦役得到限制,民生得以保障。“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
談到井田制,頗具爭議的是:孟子是主張復古和社會倒退嗎?
孟子其時,周公制禮有七百年,而距商鞅變法不過數十年, 猶在實驗爭論的階段。我以為,孟子井田制的建議是否可行,或者其中還有哪些成分被后來的政治改革家繼承下來,屬于孟子策論的技術層面,應該分開來另作深入具體的研究。實際上其后兩千年來的農業改革,都在圍繞著“容忍兼并還是均田”的主題做文章。只要回顧我們過去三十年的變革,就可以了解,這個爭論還遠遠沒有結束。
從歷史唯物論的框架出發,判定這是代表守舊的經濟利益勢力而開歷史倒車,實在是太過于簡單化概念化的理論說明。
在本篇中,孟子講堯舜的傳統,講井田,其實質是具體來講性善,講繼承“為民父母”的傳統。
《大學》云: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這與孟子所說的原理是一貫的。
這里面的關鍵點在于:天子或者國君,到底是個什么社會角色?孟子指出,堯舜至于文王的三代圣人的典范,在于領袖和教化,“如保赤子。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簡而言之, “與民父母”而已矣。(六七章詳述之)所謂“好貨,與民同之;好色,與民同之。”故孟子引用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梁惠王上》
《論語》記載:“哀公問與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合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顏淵》
魯哀公覺得自己收兩成的稅還嫌不夠開銷。有若告訴他說:“你要是搞到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你還想安坐在這個君位嗎?說什么足不足!”
這就是“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的道理。
如果國君不去為一家一姓的私利聚斂財富,乃至為此不斷發動戰爭,就會看到“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 反之,就會出現“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梁惠王上》
孟子之與井田,和孔子對于周禮的態度,是高度一致的。譬如《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佾》
這種視角與境界源于下學上達而合于天道的觀念,無私愛人,著眼于長遠社稷福祉,而完全不同于西方傳統的理念,不同于以私我為中心的理念。
如果有機會泛游歐洲大陸,就會看到那些中世紀以前的歐洲君主的古城堡,多建立在山頂絕壁之上。三面懸崖,一條通道,高墻圍繞。君主就在那里居高臨下監視人民,然后帶著軍隊下山來強征收稅(是不是像黑幫收保護費?)。
反觀上古華夏的都邑,是民眾交易匯通的場所,是開放的、與民共之。
這是直觀地看中華傳統,不同于西方。
我們之所以還是中華子孫,最重要的不是皮膚顏色,是因為我們的傳統里面有一種東西,我們的精神思維,立足于恒久不變的智慧。這種恒久不變的智慧產生對生命、社稷、和世界宇宙的意義的基本看法。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夭有余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圣后圣,其揆一也。”《離婁下》
這種東西,就叫做“圣賢之學”。能明白這個道理,四書五經都可以通達,古今中西也可以通達,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公。
后第八章談以夏變夷,即此意也。
這并不意味著孔孟主張泥古不化、反對與時俱進。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
雖因應損益,不妨百世可知。
孟子也說:我講的只是大略,“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總之,“與民父母”,這在孟子是一切制度和政策設計的出發點。如果我們讀《滕文公》忽略了這個核心,就當面錯過了孟子。
我們讀經典,不能停止在拼湊文字警句,要能真正了解古人的人格境界,認得那個人,就會處處認得事事認得,無往而不遇古人。(2)
三。就“圣人勞心”具體地說明了先王性善的人格境界。
這是第六章第七章關于“勞心勞力”的內容。從文字上看,是孟子批駁陳相和許行一派的農家學說,其實是孟子自己舉出“道性善、稱堯舜”的另一個具體實例。
文中先是陳相以“賢者與民并耕而食”辯難,而孟子回應說“天下有分工之義”:“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
接下來孟子說明,“勞心勞力”是歷史的自然而然的結果,是合理的。
勞心勞力,直觀的看是勞動的分工。野人,負責生產;大人君子,負責治理教化,指導生產活動的方式方法,制定規范制度。“勞動分工”這樣一種視角曾經導致嚴重的誤解。(3)
但耐心讀孟子的原話就會看到,其實孟子是在講社會職能的分工:所謂勞心與勞力,是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孟子描述的這種分工的起源,透過古圣人示范指引教化,帶領人民從蠻荒的生存環境中進入到飽食暖衣、禮樂人倫的長治久安的文明社稷,正顯示出圣人“為民父母”、顯示出圣人的人格境界,就是孟子本篇中要論說的“性善”。
性善,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通過具體的造福于人民的活動顯現出來。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泛濫,禽獸逼人。在數千年的上古時期,人類在自然面前時時感到危脆弱小,時時面臨意料不到的禽獸洪水等等自然力量的驅逐侵害。當此之時,人類族群的共同憂患,莫過于生存。族群領袖的使命是帶領族人躲避可能的災害,滿足生存所需的食物生產,延續族群的不斷繁衍。
族群領袖需要具備什么樣的品質呢?首要包括:族人的信任、能了知自然規律的知識(趨吉避兇)、能免于被外族消滅的勇力、無私的品格(愛人、有信于民)。我們今天會說,圣人有大智慧。但是這個智慧不是抽象的。具有這些品格而又勇于承當,形成了君權集中于“圣人”。
我們看到類似的佐證,在世界上不同地區都存在過。例如上古希臘半島的邁錫尼文化,曾經也是王權集中的由國王指導下的農耕文化。與華夏文明不同,邁錫尼文化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年消亡了(恰與西周文王同時)。
孟子歸納,堯之所以勞心有三:
一曰憂民之不安(無法生存安身),于是使益焚山澤使禹疏九河使后稷稼穡(想象一下,這些都是前無古人的絕世創舉、偉大工程。);孟子特舉出“禹治水八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論語。泰伯》
二曰憂民飽食暖衣之后失于淫佚,乃使契教以五倫之德;“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是開百世禮義文明之先河。
三曰憂國無賢臣,發掘舜禹后稷契等以為輔佐。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我們由此可見,其憂也深,其見也遠。今天為人父母者,最多關心孩子長大以后的衣食用度。而古之為人父母者,是憂慮天下長久的福祉。難怪孔子感嘆:“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用今人比較容易理解的話語來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第九章講“愛有等差”,進一步說明先王圣人涵蓋天下之大善,與親情世情不想違背。
此之謂大人之事。此之謂性善。
那究竟是一種什么境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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