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師說》原文譯文及資料，是優秀的教學案例文章，供老師家長們參考學習。

　　《師說》--韓愈

　　【原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叁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譯文】

　　古代求學的人必定有老師。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講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啊。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問題的,就始終不能解答了。出生在我前頭的人，他懂得道理本來就比我早，我應該跟從他，把他當做老師;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應該跟從他，把他當做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因此，無論地位高低貴賤，無論年紀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的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要人沒有疑惑就難了!古代的圣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要跟從老師請教;現在的一般人，他們的才智低于圣人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聰明的人能夠成為聰明人的原因，愚蠢的人能成為愚人的原因，原因大概都出在這里吧?

　　人們愛自己的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于他自己呢，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們的老師，是教孩子們文字，教授他們讀書，幫助他們學習斷句的老師，不是我所說的能傳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有關大道理的疑難問題的老師。不理解書本上的字句，有的人從師學習，不能解決大道理的疑難問題，有的人不向老師學習了;小的方面倒要學習，大的方面卻反而放棄不學，我未能看出那種人的高明之處在哪?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他們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一類人，一聽到有人稱“老師”稱“弟子”等等，就許多人聚在一塊兒譏笑人家。問他們為什么譏笑，他們就說：“那個人同那個人指老師和學生年齡差不多，道德學問也差不多啊，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可羞恥，以官職高的人為師，就近乎諂媚!”唉!古代那種跟從老師學習的好風尚不能恢復，(從這些話里就)可以明白了。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士大夫們認為是不值得一提的，現在士大夫們的見識竟反而比不上他們，可真奇怪啊!

　　圣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他們的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幾個人一起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當我的老師的人。”因此，學生不一定永遠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樣樣都比學生賢能，老師和學生的區別只是聽到道理有的早有的遲，學問和技藝各有各的專長，只是如此罷了。

　　【背景】

　　《師說》是唐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時，是說明教師的重要作用，從師學習的必要性以及擇師的原則。抨擊當時士大夫之族恥于從師的錯誤觀念，倡導從師而學的風氣。同時，也是對那些誹謗者的一個公開答復和嚴正的駁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師，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證，申明求師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時人實不應背棄古道

　　這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論說文。文章論述了從師表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于師”的陋習，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斗爭精神。

　　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十分發達，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學。韓愈寫這篇文章時三十五歲，正在國子監任教。那么，韓愈為什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原來他聽說的“師”，有其獨特含義。既不是指各級官府的學校老師，也不是指“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的啟蒙教師，而是指社會上學有所成，能夠“傳道受業解惑”的人。韓愈既以這樣的人自我標榜，也以好為人師而著稱。<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后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唐代，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仍有沿襲。貴族子弟都入弘文館、崇文館和國子學。他們無論學業如何，都有官可做。韓愈寫<師說>的社會背景，可以從柳示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的一段話里看出。柳宗元說：“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見，韓愈作<師說>，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觀點，是難能可貴的。

　　實際上，可以把<師說>看作韓愈提倡“古文”的一個莊嚴宣言。六朝以來，駢文盛行，寫文章不重視思想內容，講求對偶聲韻和詞句華麗，盡管也產生了一些藝術成就很高的作品，卻導致了文學創作中浮靡之風的泛濫。這種風氣，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韓愈不是第一個提倡“古文”的人，卻是一個集大成者。他無論在文學理論還是在創作實踐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運動”的興起、發展，并身體力行，培養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創作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