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鄰居們》解讀，是優(yōu)秀的教學案例文章，供老師家長們參考學習。

　　20世紀30年代中期，即老舍創(chuàng)作的高峰期及成熟期，除了長篇小說之外，他還陸續(xù)寫了幾十篇短篇小說，收為《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等集子?！多従觽儭肥恰稒押＜分械囊黄?。要討論《鄰居們》，不妨從老舍的短篇小說觀開始說起。

　　20世紀30年代老舍對短篇小說這種體裁非常重視。他是從長篇小說開始寫作生涯的，但經過了短篇小說的寫作之后，他說自己這種先長后短的寫作經驗事實上是“吃了虧”。他說：“短篇小說是后起的文藝，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著技巧而成為獨立的一個體裁。可是我一上手便用長篇練習，很有點像練武的不習‘彈腿’而開始便舉‘雙石頭’，不被石頭壓壞便算好事;而且就是能夠力舉千斤也是沒有什么用處的笨勁。這點領悟是在我寫了些短篇后才得到的。”因此，“短篇想要見好，非拼命去作不可。”〔1〕這種精神表現(xiàn)為他在各個層面對短篇小說寫作的用心，比如在取材方面經驗與想像并重，在結構方面力求緊湊精到等。不過這些，似乎也都是老生常談。老舍短篇小說的特點，還在于他使用的一些具體的寫作手法。這些手法或許不僅僅是針對短篇小說而言的，但由于短篇小說本身的特性，以及這一時期老舍對短篇小說體裁的偏愛，使老舍把這些技巧運用得恰到好處。

　　完整地看《櫻海集》等集子，我們會發(fā)現(xiàn)絕大部分作品都可稱得上“人物素描”，小說的主旨基本以刻畫人物為中心。塑造人物形象，是老舍創(chuàng)作時最為關心的問題。關于如何寫人物，老舍在《人物的描寫》一文中提到：“描寫人物最難的地方是使人物能立得起來。”至于怎么“立得起來”，他具體談到的方法有：一，注重人物的動作，“我們須隨時的用動作表現(xiàn)出他來。每一個動作中清楚的有力的表現(xiàn)出他一點來，他便越來越活潑，越實在”。二，描寫相貌：“需要充分的觀察，且須精妙的道出，如某人的下巴光如腳踵，或某人的脖子如一根雞腿……這種形容是一句便夠，馬上使人物從紙上跳出，而永存于讀者記憶中……人物的外表要處，足以烘托出一個單獨的人格”。三，描寫對話：“我們須依著他心中的變動去寫他的話語。言談不但應合他的身份，且應合乎他當時的心態(tài)與環(huán)境。”〔2〕

　　除了對人物動作、外貌、語言的細致把握外，老舍還特別強調人與事的配合。這種配合不僅使人物更豐滿，更重要的是，可以展示故事背后的人文關懷。他說，人物有了個性，“我們應隨時給他機會與事實接觸。人與事相遇，他才有用武之地。我們說一個人怎好或怎壞，不如給他一件事作作看。在應付事情的時節(jié)，我們不但能揭露他的個性，而且足以反映出人類的普遍性。”〔3〕“事實無所謂好壞，我們應拿它作人格的試金石。沒有事情，人格不能顯明;……抓住人物與事實相關的那點趣味與意義，即見人生的哲理。”〔4〕

　　以上是老舍對短篇小說的一些看法。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了解作為現(xiàn)代中國的文學巨匠，老舍究竟是以何種方式、何種角度來進行他的文學思考的。這也是近年來老舍研究中具有突破性的一點。有學者認為，老舍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獨特意義在于他以作品構筑了一個包羅萬象的“市民世界”，并通過塑造不同的市民形象，來展開他對這個“市民文化系統(tǒng)”的批判、譏刺、反思?！?〕在《鄰居們》這篇短篇小說中，上述諸多方面都有體現(xiàn)。我們就從小說中人與事的配合方面進行解讀。

　　《鄰居們》塑造了明先生、明太太，以及楊先生、楊太太兩對夫婦。明家夫婦是市儈，明太太是市儈兼潑婦，明先生是市儈兼“西崽”;楊家夫婦則是愛惜自己“禮貌”和“身份”的小知識分子市民。小說中的事件有二，我們不妨稱之為“葡萄事件”和“信件事件”。小人物，小事件，作品的篇幅也不長，很合乎老舍對短篇小說“集中”“緊湊”的要求。最為精巧的，是人與事的配合，時合時分地推動著小說的發(fā)展。老舍以從容的筆墨刻畫了生動的人物，同時揭示出“故事”背后的“人類的普遍性”“人生的哲理”，從而完成老舍式的文化批判。

　　小說中最先出場的是明太太，老舍先用了三段文字對其進行靜態(tài)分析與描摹，將她置于一個“坐標”之中，立刻就使她的形象初步“立”了起來：“她一切聽從丈夫，其次就是聽從兒女;此外，她比一切人都高明。”個性既已確立，老舍馬上將她置于事件當中;而在“葡萄事件”中，明太太最出色的表現(xiàn)就在她的語言上，寥寥幾句，句句帶著居高臨下的蠻不講理，市儈兼潑婦的氣息撲面而來：

　　“是嗎?”明太太的音調是音樂的，“小孩們都愛葡萄，好玩。我并不許他們吃，拿著玩。”

　　“我說的也是你們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許他們拿著玩。你們的葡萄泄氣，才結那么一點!”

　　“偷了你們的，是不是?你們頂好搬家呀，別在這兒住哇。我們的孩子就是愛拿葡萄玩。”

　　而明太太的言談舉止以及“心眼”，同明先生密切相關。明先生屬于老舍作品中最令人厭惡的“西崽”化的市儈形象系列，他們通常惡俗、惡毒、虛偽，而且自我感覺極好。對這類人物，老舍常常施以漫畫式的描繪和辛辣的嘲諷。小說中的明先生，自視為圣人，很“高傲”，連頭都“抬得很高”，因為“高傲”，甚至“不愿意高聲的打太太”。在“葡萄事件”中他沒有現(xiàn)身，然而推動明太太沖鋒陷陣的“原動力”，其實卻是他身體里的“黑點”。正是這個“黑點”，使得明太太格外強調楊家葡萄的“酸”，而把一個“像楊太太那樣的女人”給“窩回去”。這里確乎有種“人類的普遍性”。

　　“葡萄事件”引發(fā)了“信件事件”，這使楊先生這個“最新式的中國人”的面貌逐漸清晰。寫楊先生，主要是寫他在“信件事件”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心理變化。最初，楊先生寫了一封文明交涉的信，“想像到明先生見了信，受了感動，親自來道歉……”但明太太的拒收使“信件事件”的進展似乎無以為繼，楊先生無奈地“甚至于想到和明先生在街上打一通兒架”;好在緊接著又來了一封送錯的信，推動故事有張有弛地繼續(xù)著。正是這第二封信，使小說中楊先生的心理產生了數番的跌宕起伏，非常有意思：“他忽然想到扣下這封信，可是馬上覺得那不是好人應干的事。”等老媽子把明太太再次拒收的信拿回來之后，他“倒為了難”，“想來想去”，才決定貼上二分郵票把信寄出。第二天下午聽到明太太挨打，楊先生“忽然想起那封信，也許那是封重要的信”，“這么一想，他非常的不安。他想打開信看看，又沒那個勇氣。不看，又怪憋悶得慌，他連晚飯也沒吃好”。不安與思考的結果，終于“使他覺出自己的優(yōu)越，明先生只是個會抓幾個錢的混蛋”，并且再次想到把信扣下以報復“混蛋”。最后，楊先生“很得意的把兩封信一齊發(fā)了。他想像著明先生看看那封客氣的信必定悔悟過來，而佩服楊先生的人格與手筆”。由楊先生的心理變化，我們可以知道，這個表面上“最新式”的中國人，骨子里其實還是一個舊式的讀書人，只不過加上了一點現(xiàn)代小市民的自以為是和一點“精神勝利”。

　　在楊先生那里，“信件事件”似乎得到了圓滿的解決。但在明先生那里，還要繼續(xù)折騰。沒拿到信之前，他“不放心”“難堪”，因此命令孩子們踩壞楊家的花草;拿到信后，雖然放了心，但激起的心理是“更討厭那個窮酸”“沖這份討厭也該把他的花草都踏平了”。

　　最后的“踏花事件”中楊先生“野蠻的血”終于戰(zhàn)勝了他的“文明”和“禮貌”，當初想找明先生打一架的念頭付諸了扔磚頭的實際行動，并通過這種“以暴易暴”的方式，意想不到地換來了太平，“世界上仿佛很平安，人類似乎有了相互的了解”。

　　這樣一個結尾，是上述人與事配合進展的結果，但仍然帶著點出乎意料的夸張。尤其是明先生的思想轉變，略顯得有點生硬;不過，這一“野蠻的勝利”正是老舍所想表達的思考。從情節(jié)發(fā)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雖然兩對夫婦是被兩樁事情聯(lián)系在了一起，但他們之間卻是不能溝通的，不存在相互的了解。明先生和楊先生各自猜測著對方，感覺著自己的優(yōu)越：明先生以楊先生為“窮酸”，楊先生則以明先生為“混蛋”。這些東西由老舍從全知全能的敘述角度寫來，讓讀者覺得分外可笑，同時也很可悲。為打破人們之間的這種隔膜，小說借楊先生的手，砸碎了所謂的“文明”。楊先生砸了明先生家的玻璃，“只覺得這么做痛快，舒服，光榮。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變成野蠻人，覺出自己的力量與膽氣，像赤裸裸的洗澡時那樣舒服，無拘無束的領略著一點新的生活味道。他覺得年輕，熱烈，自由，勇敢”。———文明/野蠻，成了小說中蘊涵的更深刻的主題。

　　對“老大中國”那個優(yōu)雅然而日漸貧弱的“文明”，老舍一貫抱著一種反思的態(tài)度。在老舍看來，為這個文明注入血性和“野蠻”，就是為垂死的文明注入生命力。他的其他作品，如《二馬》《四世同堂》等，也不同程度地體現(xiàn)了這種思考。我們再進一步擴展，其實，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其他的作家也有類似的表述。如沈從文的小說，在批判城市文明的同時，標舉湘西社會充滿原始活力的人性力量;曹禺的話劇，始終受著一種“蠻性的遺留”的吸引，尤其在《北京人》中，他贊美、呼喚原始“北京人”的野蠻。由此看來，《鄰居們》不僅是一出世態(tài)小喜劇，它還關系到一個文化大問題。

　　〔1〕老舍《我怎樣寫短篇小說》，《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

　　〔2〕〔3〕老舍《人物的描寫》，《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同上。

　　〔4〕老舍《事實的運用》，《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同上。

　　〔5〕參閱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