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師說》解構解讀，是優秀的教學案例文章，供老師家長們參考學習。

　　文忌平淡，所以敘述總要講究妙趣橫生，波瀾起伏。古人有“韓潮歐瀾”的提法，正說明韓愈與歐陽修的文章是極講究筆法的。我們看有時即便更動詞語的次序也會達到非常的效果。前人說到韓愈，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柳州羅池廟迎享送神歌辭》)的仿例——它打亂了我們的閱讀習慣，造成了時序的錯位而形成了一種心理的波瀾，帶來了一種新的審美愉悅。韓愈不愧為文章高手，他恣肆的文筆總要顯示他的獨特性，一旦他找尋到的結構既符合行文需要又能合乎自然的律動與人們心中的節奏，便會在雙方的審美心理上產生共鳴效應。這種結構有時更帶隱蔽性，它甚至不需要經過邏輯的過濾而直觀地為人所接受，同樣達到移人情性的效果。清代林云銘感讀《師說》正是這樣的：“其文錯綜變化，反復引證，似無段落可尋。一氣讀之，只覺意味無窮。”(《韓文起》卷一)

　　但韓愈的《師說》歷來解釋紛繁，綜其原因不外有二：或結構的不易把握，或文意的閃爍不定，就這篇文章來說，結構對于行文的理解可能帶有更根本的意義。那么《師說》結構是怎樣的呢?如果要充分地解構，我們不能不考慮以下問題：

　　(一)“師者”與“學者”關系怎樣?

　　(二)“從師”與“恥師”關系如何?

　　(三)“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關系如何?

　　(四)“傳道”“授業”“解惑”之間的關系如何?

　　應當說這些關系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就第一個問題，從矛盾的對立同一看，“師者”與“學者”有著矛盾沖突，表現在“授”與“受”的關系上。在矛盾雙方的側重上，行文顯然焦點在“受”上，即在“解惑”“聞道”與“從師”上。在這一層面，“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的對應的形式應當是“學者，所以聞道受業解惑也”。 “從師”與“恥師”也構成一對矛盾。其施事應當是“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它們的分野正如《古文觀止》上所說“是否‘吾師道也’”。而這便成了“遺惑”與“解惑”的關紐。“聞道”則惑解，不“聞道”則惑遺。故而“聞道”與“解惑”也順理構成一對矛盾。在“道—業—惑”這三者之中，“業”乃中介，而真正構成一對矛盾關系是“道”與“惑”;此二者相輔相成，說此及彼，此消彼長，又可相互轉化。但《古文筆法百篇》不曉其要義，對“道”與“惑”之并提或單言不明所在：“只發明‘道’與‘惑’，或只單言‘道’，至篇末又以‘道’與‘業’言，又不言‘惑’，此變化錯綜處。”曾國藩顯然也沒有弄懂，他說：“‘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謂解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到好文，二者兼營，故我并言之。末幅云：‘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仍作雙收。”(《求闕齋讀書錄》卷八)

　　了悟如此，則我們對行文的思路就有了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我以為就整體而言，《師說》的散文筆法是駢文的一個變體。在一個駢文已有幾百年且仍處繁盛的時代，正如有人所指，倡導古文倒似乎是一種時髦。這種時髦雖遠紹秦漢，但于時文的關系又怎么能割舍呢，而如果我們對駢文的寫法有一定的認識的話。蔣伯潛、蔣祖怡在《駢文與散文》中引評駢文的寫法時說：“把這一部分的工作(造句)做完，第二步就著手組成一篇文章。他(陳其年)也說出了三種辦法：一把造成的句子，用自己的主見來融會貫通，使得這些句子和題中的本事合而為一，務使句子的意思非常明朗。二即就融會好了的句子，再加語助辭或呼喚字來化成渾然的聯語，使得引用的古事和今意并行而不背。三把聯語融成一段，由幾段融為一篇，相互連串起來，使之有明確的語意而渾然不露出什么痕跡來，一篇好的駢文就此成功了。”(第二編第五章)那么反而推之，韓愈的這篇“散文”不就可看成對駢文的增刪?現依照駢偶的對稱性進行補足，則全文的面目就相當清晰了：

　　(一)在“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后加上“學者，所以聞道受業解惑也”;

　　(二)在“人非生而知之者”前加上“(古之)圣人生而知之者，可以無惑矣”;

　　(三)在第二段首加上“今之學者竟無師”;

　　(四)刪除“夫庸”至段末，在“而恥學于師”后加“何哉?非師道也;而必計乎其年先后之生于吾也，必論其貴其賤，其長其少。如此，則道何以存乎?師何以存乎?”

　　為何要這樣?原因很簡單。如(一)，文章第一句是“古之學者必有師”，接下來當是“學者”如何;但文章卻陡起波瀾，說“師者”如何;而后文又接著談“學者”如何，這便造成前后不銜接，故作如是改。再如(四)，行文至“吾師道也”文意即足，從邏輯上看這后面的幾句話都屬節外生枝;但把這些說法變形后移至第二段相應的位置，則行文也就文顯意暢了。當然改后行文的波瀾與突兀也就談不上了。這就是互文與錯綜及賦排修辭的妙用。其實有人已經指出過這種用法，如將“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改為“句讀之不知，或師焉;惑之不解，或否焉”，只是限于句子內而不及段落間罷了。

　　再回過頭來看看那些經“刪削”后的樣式，果然行文波瀾起伏，奇崛雄勁。這就是王安石說韓愈的“只是要作文章，令人觀賞而已”的效果。

　　現在再按照補足后的文意來看看有代表性的兩種結構劃分：

　　(一)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言觸處皆師，無論長幼貴賤，惟人自擇。因借時人不肯從師，歷引童子、巫醫、孔子喻之，而作此以倡后學。([清]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卷八)

　　(二)前起后收，中排三節，皆以輕重相形。初以圣與愚相形，圣且從師，況愚乎?次以子與身相形，子且擇師，況身乎?末以巫醫、樂師、百工與士大夫相形，巫醫、樂師、百工且從師，況士大夫乎?公以提誨后學，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則自然而成者。([宋]黃震《黃氏日鈔》卷五十九)

　　例(一)“歷引童子、巫醫、孔子喻之”，結構雖明，但因誤把“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當作“一篇大綱領”而又堅持“總是欲李氏能自得師，不必謂公以師道自任”的認識，所以只好把“吾師道也”當作文章的主義了。例(二)把“圣與愚相形”簡單地與“童子”“巫醫”并列，卻不知“‘師道不傳’，及‘恥笑’等字，是著眼處”。(據[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四十七)

　　至此，我們可以談談文章的結構了。